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一日，蒙古瓦剌部首领，执掌蒙古三部大权的“太师”也先。率三路大军悍然发动了对明王朝的战争。这场战场与其说是“明朝与瓦剌的战争”，不如说是明王朝与“蒙古部落联盟”的战争。
瓦剌的南侵大军共分三部，一部是由蒙古“傀儡可汗”脱脱不花率领，主要是被瓦剌征服的“鞑靼”兵马，东攻明朝辽东地区。一部由瓦剌“知院”阿刺率领，主要包括瓦剌军一部以及兀良哈军，南攻明朝军事重镇宣府，最精锐一路是也先亲自统领的中路军，是集中了瓦剌部精锐的“王牌”，攻击明朝的军事重镇大同。战端一开，九边重镇自朱棣去世后二十多年的“和平”彻底打破。长城沿线烽火绵延，炮声连天。
说到这场战争的原因，许多史料都说是由于“明朝削减蒙古马价，拒绝蒙古和亲”，至于失败的原因，也往往归结到王振撺掇朱祈镇擅自出兵上。
其实，至少都不是这么简单的。先说原因，瓦剌首领也先并非蒙古“黄金家族”出身，能够征服鞑靼并掌控蒙古三部，“反明复元”一直是其拉拢蒙古各部的招牌。之前对明王朝的“恭顺”，以及络绎不绝的“朝贡贸易”“马市”，皆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在也先征服了鞑靼部且常年出兵中亚地区“练兵”后，对明朝的战争，早已是箭在弦上，所谓“削减马价”“不嫁公主”，只是为开战而找的借口而已。
之所以会选在正统十四年动手，根据蒙古国有关史料的记载，是因为长年以来也先重金贿赂明朝在朝贡贸易中负责接待的“通事”，探听明王朝的虚实，在得知明王朝主力精锐多南调福建和云南后，才终下了动兵的决心。至于失败的原因，一个让后来文臣们回避不提的事情是：战争爆发以后，明王朝边关重臣，诸如镇守宣府的总兵杨洪，大同总督军务的宋英，西宁侯朱英，皆在奏章上建议明军应以“防守反击”为主，恰如杨洪在奏报上所说，明军应“依坚城凭硬弩火器，避敌锋芒，以收挫敌之效”。
但朝中文臣的看法却截然相反，不止是和王振勾连一气的“奸臣们”，就是内阁里曹鼎，张继，吏部尚书王直，兵部尚书邝焚，于谦，皆建议主动出击，比如邝焚的奏折里建议朝廷“速派大军征剿”。之后明廷也依其所议，先期派遣了驸马井源率领的四万明军增援大同。文臣们和王振唯一的区别是：王振主张御驾亲征，文臣们主张派能将进剿。“主动出击”的战术思路，大家并无分歧。
但事与愿违。蒙古三路大军，阿刺知院连克马营堡和延庆，逼近宣府，宣府总兵杨洪兵力不足，只能凭城坚守。大同更惨，先派军在猫儿庄（内蒙古察哈尔旗）阻击瓦剌，几乎全军覆没，明将吴浩战死，接着大同总督军务宋英率大军与瓦剌战于山西阳高，再次被杀败，宋英战死。大同军之所以主动出击，一是朝廷连发严旨，二是监军太监郭敬的催促。唯独辽东明军争气，明将赵忠率军在黑山设伏，大破“可汗”脱脱不花的鞑靼军，为明军稳住了防线。
而前线的败报频传，不但震撼了明廷，也牵出了一个在土木堡事变前，明王朝君臣们都未意识到的问题：以明王朝当时的军事力量，是很难战胜瓦剌的。
瓦剌首领也先之前骄人的战史，前文已经说过，可称是打遍蒙古高原以及中亚无敌手。另外一个被人忽略的事情是：明朝北部面对的对手，不仅仅是瓦剌一部，而是瓦剌，鞑靼，兀良哈三部联合的“蒙古部落联盟”，即使是在朱棣横扫天下的时代，对蒙古部落也只是拉一支打一支，五次北征或打鞑靼或打瓦剌，却从未与整个蒙古部落作战。
此时明英宗君臣面对的也先，是明王朝自北元灭亡后面临的最强大对手。而明朝方面来说，几十年“天下承平”，军队战斗力退化不可避免，而且正进行着南平邓茂七以及扫荡麓川残余叛乱势力的战斗，北方精锐大多被抽调。依托长城稳守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但七月十四日，明英宗突然宣布“亲征”，仅经三天时间，七月十七日即率领号称五十万的大军向大同进发。消息传来举朝皆京，吏部尚书王直率百官阻拦，遭明英宗呵斥，最终，这支带着几十万大军，和明王朝整个内阁以及六部大多数官员的“北伐军”，走上了北征的不归路。
而说王振撺掇明英宗亲征的原因，当然如普遍史料所说，是想“立功”。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此时王振虽然已经“专权”，但是朝中依然有很多“反对派”，比如兵部尚书邝焚，侍郎于谦，吏部尚书王直，这些六部里的重要部门，都不是王振的“自己人”，借一场北征的胜利巩固自己的权势才是主要目的。
明英宗朱祈镇之所以同意北征，一面是他年仅二十三岁，年少气盛且从小王振爱带他看“禁军操练”，早就是一个军事爱好者。此外作为一个刚过弱冠之年的皇帝，要压服朝中老臣，也自然需要一场对外战争的胜利。于是和王振“不谋而合”，至于百官的态度，虽然极力反对，但当朱祈镇下令“反对出征者论罪后”，除了铁骨铮铮的于谦外，也大都缄默不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