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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的中共南京情报组

来源:小编整理2016-03-30 16:21作者:超多

  1938年2月,日本在南京组建华中派遣军司令部。中国共产党的情报工作人员随即从国际政治斗争中心之一的上海来到南京开展情报工作;1940年3月,正式成立中共南京情报工作组,一直战斗至1942年夏。从1938年到1942年,南京情报组的工作人员出生入死,机智英勇,战斗在日伪统治中心南京的高层机构中,搜集了大量极有价值的情报,为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抗战时期的中共南京情报组

  1945年4月下旬,中共南京情报组成员汪锦元(左一)、陈一峰(左三)从日军监狱获释前与探望他们的南京情报组负责人李德生(左二)合影

  日籍中共党员西里龙夫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时,革命志士西里龙夫已在中共上海情报系统工作。他是日本熊本县人,1926年到上海东亚同文书院读书。读书期间,在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的熏陶、启迪下,在反动派背叛革命的腥风血雨中,经过中国共产党人的启蒙教育,他逐步树立起革命的人生观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他于1930年毕业后,先后在上海、东京参与成立和参加秘密革命组织,积极从事进步文化、反战等活动,曾身陷囹圄。1933年春,他就任日本新闻联合通讯社(日本同盟社前身)上海总局记者。1934年,他设法找到中共江苏省委党员、他的革命启蒙老师王学文,提出继续参加中国革命运动的要求。经过实际斗争的考验,西里龙夫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开始积极在日侨、日军中秘密进行反法西斯、反战和搜集形势分析资料的工作。

  1938年2月,日本在南京组建华中派遣军司令部。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部报导部主管日本的宣传方针和情报特务,西里龙夫与该报导部有密切的关系。同年8月,西里龙夫设法取得奏任级嘱托(顾问)的资格,被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部报导部调到南京,担任日本官方的日本同盟社南京支社首席记者。

  这时的南京,刚经历了日寇攻占和疯狂屠杀,满目断垣残壁,街上行人稀落,全城阴森恐怖。以梁鸿志为首的汉奸在南京成立伪中华维新政府。此后,建立起官方的通讯社即南京伪中华联合通讯社(简称“中联社”),西里龙夫担任该社指导官。该社实际上是日本同盟社南京支社的华文部。

  经过西里龙夫的巧妙安排,原毕业于东吴大学的中共秘密党员、情报工作人员陈一峰被录取为“中联社”首席记者,即采访部主任。这样,西里龙夫和陈一峰并肩战斗。他俩经常能获得南京日伪最高当局的重要情报,并及时送往上海。

  1939年10月1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在南京成立。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在成立会上宣布:“目前军事方针是南攻北剿,巩固华中。政治方针是诱蒋扶汪,坚决反共。”西里龙夫参加了这个会议,很快将这一反映日本国策的重要情报传到上海。

  朱雀桥北的小百货店

  根据斗争需要,1939年4月,中共上海情报系统派遣张明达到南京,担任南京同志与上海组织之间的秘密交通。

  张明达于1939年夏天在南京城南朱雀桥北堍开一家小百货店作掩护,经营纸烟、日常化妆品等。表面上他是小店老板,实际是负责从南京到上海递送情报材料。小店斜对面是伪政府实业部,西边不远有个日本宪兵队,东边不远是家妓院。看到中国年轻妇女甚至幼女遭受日本野兽的蹂躏,张明达满腔仇恨。

  张明达最初与陈一峰单线接头。陈一峰凭着他那有“无冕皇帝”之称的新闻记者的合法身份,四出活动,猎取了一些颇有价值的情报资料。张明达从陈一峰那里取来情报材料,经过处理送往上海,再由交通员交给李德生同志。

  陈一峰常到张明达的小店来买纸烟。买卖之间,他们相互便完成了递送日伪情报和上级指示。他们有时相约到闹市去接头。当时最嘈杂之处是秦淮河畔的夫子庙,这一带饭店、赌场和妓院林立,是日伪官吏醉生梦死之处。他们会在这里的饭馆碰头,交接情报。

  进入这年秋季,小店因本小利微难以为继,同时,这种掩护方式只能作过渡。为避免暴露,经过组织研究,由陈一峰通过一个“朋友”,把张明达介绍到伪政府体育协会当具有合法身份的小职员。但张明达是来往于宁、沪的秘密交通,他所担任的伪职又不允许他经常去上海,一旦有了紧急情报,就不免焦急万分。

  不久,机会来了。陈一峰告诉张明达,如见到报纸上有招考伪中华联合通讯社联络员的启事,就去应试,保证考上。张明达照着做了。应试的失业者真多,主考官是个日本人。在口试时,他用可听懂的中国话盘问了张明达,最后叫他回去等待发榜。结果,张明达真的“考取”了伪“中联社”的联络员。张明达后来得知,这位主考的日本人,正是西里龙夫同志。这是西里龙夫、陈一峰的巧妙安排。

  当时通讯社没有电讯发稿,由联络员每天乘快车把通讯社的新闻稿送往宁、沪沿线各大城市,为这些城市的支社、报馆和伪政府提供新闻消息。火车到站时,站台上有支社的人来接稿子。联络员共3人,轮流上班,张明达是三天两头到上海,既不花路费,又有工资,关键是路上风险小,真是最理想的掩护了。

  日伪军对一般旅客乘车检查极严,要翻箱拆包,搜身脱鞋。而联络员配有袖章,可以在日伪高官的进出口通行,免受检查。张明达来往宁、沪比较顺利,但在镇江至苏州一段,有时我们的新四军游击队破坏铁路,造成中断,他只好随着旅客步行,到下一段去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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