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瑜：有。跟着“大姐大”，比较容易看到深层的东西。一次在深圳福田的一个夜总会里，夜场的人喝高了，又嗑了药，非要我试毒品。这时候“大姐大”站了出来，说我是她的人，不要为难我。我的身份是直接告诉他们的，大家都觉得我的学生身份是无害的，也不会刁难我。导师说我很幸运，都没有碰到什么问题。真有问题，也会有人罩着。
剥洋葱：为了贴近生活，还和两个“小姐”住过半年时间?
丁瑜：零零散散地住了大半年。大部分时候，我和她们见面都是在工作场合，或者约出来吃饭。在家里，才可以看到她们生活中的样子。
比如广州的那个女孩，是和别人合租。我当时二十五六岁，她们都是二十出头，她们谈论的都是我们那个年纪都会谈论的问题。她们也会看电视，打扫卫生、买菜做饭、逛街买东西、去健身房，都是很普通的生活。她们所谓特殊的生活，也都是我们的想象而已。唯一的区别是作息。她们一般是晚上吃完饭，换衣服、打扮、出去上班。
相比“性工作者”她们更愿被称“小姐”
剥洋葱：为什么你的研究结论说，相比“性工作者”，她们更愿意被称作“小姐”?
丁瑜：“性工作者”是很学术的名词，不是特别口语化。“性工作者”虽已广泛被研究者和行动者接受并赋予了进步意义，但女性从业者本身却对之有不同的理解。
她们觉得这是比较奇怪的称呼，这个称谓只突出了“性”，抹煞和隐藏了她们工作中的大量甚至有时是绝大部分非性的内容，性这件事，人们是不能光明正大和肆无忌惮讨论的，她们觉得，更加被污名化了。
而且，部分从业者并不认同“小姐”是一种工作，它不能保证稳定收入、没有带来尊严感、不需要责任心、没有带来目标与方向感。
剥洋葱(ID：boyangcongpeople)：那她们怎么看待自己“小姐”的身份?
丁瑜：一方面她们会强调自己和女工不同，女工更苦、更累、更惨，她们做“小姐”，能赚更多钱、更轻松，比女工好。她们会把自己做的事情往更好的方向去描述。但又不会告诉家人自己在做什么。挺矛盾的心理。她们对“小姐”这个身份，既觉得没什么，又觉得有什么。
剥洋葱：她们多数是自主选择还是被逼无奈?
丁瑜：我遇到的人，不存在被拐卖或被逼迫，都是自主选择。在农村妇女受教育的情况依然不是很乐观的情况下，不做这个，好像也没有其他特别好的选择。
剥洋葱：她们更看重物质利益?
丁瑜：我在文章里曾写过，物质利益对于大多数小姐来说并非进入性产业最重要的目的。钱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从她们的叙述与日常实践中我看到更多的是，对于参与国家现代化进程、分享到进步果实的急切。城乡二元与不平衡发展的状况加剧了这种渴望。别的打工方式都不能满足这样的欲望，她们便寻求了另一条路。
剥洋葱：为什么说性资本才是她们生存发展的主要方式?
丁瑜：她们并不是提供性服务这么简单。她们会给自己投资，把自己收拾得美一点，要有更多的方法来吸引客人，比如要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在和客人交谈时才不会显得乏味。她们也对自己身体投资，以换取更好的报酬，或许并没有转行，也没找到更好的出路，有人会觉得被人包养会比较好，有段时间就对着一个人就可以了，很稳定。但是怎么才能被包养，还需要自我投资上的准备。
剥洋葱：我们通常看到的形容词是“失足”、“失能”和“失败”，但你的研究让我们看到的更多是一群不甘于被困在婚姻和贫困中的农村姑娘，尝试到城市改变生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差?
丁瑜：开始做这个研究的时候，我还很年轻，本身就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姑娘，成长中也没有遇到大风大浪，顺风顺水成长起来的姑娘，本身就应该看到这样的，而不是苦大仇深的。
如果再过十年，我再做研究，结果可能不一样，可能会看到她们遇到的困难。
“关注她们，才能谈服务她们”
剥洋葱：二十五六岁时做这样一个研究，你的生活、婚恋观和人生观发生了什么改变?
丁瑜：举个很小的例子。在当时，一个女孩为客人生了一个孩子，我非常好奇她为什么生下来了。我当时问她，你为什么为他生小孩。她说，为什么一定要说女人生小孩就是为男人生呢，孩子是上天赐给女人最好的礼物，那是我的小孩，和他有什么关系，我愿意倾我所能去抚养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