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又称《国策》，是先秦时期一部重要的经典著作。中国历史上的“春秋”之称，是从当时鲁国编年史《春秋》一书而得名的。“战国”一词，虽然在战国时代已有，但只是用来指称当时的七大强国。不过汉人也有称战国的，如刘向。又因为《战国策》经过西汉刘向的整理命名之后，“战国”作为继春秋之后一个时代的名称，遂为后代学者所共认。《战国策》在未经整理校定之前，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名称。整理校定之前，《战国策》卷帙颇为混乱，文字错讹甚多。西汉刘向就中秘所藏之书，以国分别，以时相次，去其重复，校成定本，分东周、西周、秦、楚、齐、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十二国，合为三十三篇，定名为《战国策》。
解密：先秦名著《战国策》为何会遭到儒家摒弃？
《战国策》是一部史书，但却不是一部信史。它虽是分国记事，但不像《左传》那样按照编年的次序记载历史，与其说它是一部国别史，毋宁说它是一部记录战国时代纵横家游说各国的活动和说辞及其权谋智变斗争故事的汇编。不过，尽管《战国策》非信史，这部奇书却为我们描绘出战国时代纵横捭阖的时代风貌与瑰丽恣肆的人文精神。
与《左传》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完全不同的是，《战国策》展现了纵横策士全新的、“独创的”纵横策士的思想，洋溢着鲜明的时代气息。
《战国策》里首先高唱着的是重士贵士的思想，在《齐策四》的《齐宣王见颜斶章》里，颜斶公开亮出了“士贵耳，王者不贵”的口号，对于传统的“王者贵而士人贱”的观念给予极大的冲击。同样的，策士王斗要见齐宣王，竟要齐宣王亲自来迎接。（《齐策四》）“趋势”还是“趋士”，成为检验士人与君王态度的标准。贵士、重士的思想观念，不但是策士阶层本身的存在与追求，也为一些思想敏锐的国君所接受。秦昭王见范睢，又是“屏左右”，又是“虚无人”，一而再地“跪而请”，礼节隆重，态度恳切，完全丧失了君王至高无上的尊严和威风（《秦策三》）。至于燕昭王，则筑黄金台大规模地求士了。作者刻意突出士的重要作用，宣扬贵士重士的思想，体现了战国时期对知识和士人的尊重。
其次是赤裸裸地宣扬重利轻义的价值观与鄙视传统的行为准则。战国时期的纵横策士，并非有始终如一的政治主张，当然更谈不上信仰。纵横之术，不过是他们猎取富贵功名的工具。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虽使出浑身解数而惠王不用。在秦国碰了一鼻子灰，苏秦回到家里又受到家里人的冷落，此时他说的一句话，颇能揭示当时的心态：“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秦策—》）“求取卿相之尊”，就是他的精神支柱，也是他顽强进取的力量。苏秦感叹：“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盍可忽乎哉？”“势位富贵”是他的最高理想。同样的像张仪，尽管不断受挫，但“舌在足矣”，支持他的也是要猎取“势位富贵”。纵横策士以追求富贵作为自己的理想，以有利可图作为自己行动的准则，公开打出“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的旗帜。吕不韦以商人贾利的算计立秦异人，秦宣太后甚至以“髀加妾之身”“少有利焉”这样粗俗的比喻，决定是否出兵救韩。这与儒家的“君子不言利”的价值取向相去甚远。
与追逐功利思想紧密相联的，是对礼义诚信的否定。《左传》有浓厚的崇礼倾向，然而在《战国策》中，作者鼓吹的是不择手段追逐功利的人生哲学，什么礼义诚信，忠孝廉耻，都被摧毁得七零八落，丝毫无法规范士人们的行为。在战国时代，礼义诚信受到冷落与鄙弃，已是很普遍的情况。苏秦说秦失败与说赵成功之后家人对他截然不同的态度，已足以说明在当时的一般家庭当中，维系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已不再是虚伪的孝悌礼义，而是功名富贵。战国策士否定礼义，鄙弃传统的价值观与行为准则，崇尚的是权谋，是对背信弃义的无所谓。正如刘向所说是“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战国策序录》）。张仪以六百里地骗楚怀王之事，大家最为熟悉。同类的例子还不少。真正代表《战国策》一书的主要倾向的，是以苏秦、张仪等人为代表的纵横家的思想。纵横家的思想，表现出强烈的反传统精神。无怪乎后人惊呼：“《战国策》，叛经离道之书也。”（李梦阳《刻战国策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