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样的自我剖白对审判并没有价值，法庭的评价仅有一句“离题太远”。负责询问的检察长季楠立刻抛出了关键的问题，“你退位后为什么要离开天津去满洲？”
溥仪是如何出关的，直接关系到伪满洲国是如何成立的。
在溥仪的口中，这是胁迫和绑架下的行为：“（‘九一八’事变后）当时在天津相继发生了种种奇怪和危险的事情。有一天，有人借中国人的名义，送来一筐水果。打开一看，原来里面装的是炸弹。不久，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官香椎浩平将军来了，他说在天津住很危险，劝我到旅顺去。实际是强制前往，我不得已才去的。”
长春市溥仪研究会副会长王庆祥说，溥仪离开天津是日本长期策划与准备的结果，为了在侵占东北后将溥仪诱骗到东北，各方面势力软硬兼施。
根据“皇姑屯事件”的策划者河本大作后来的供词，1929年秋，日本军部便决定在“满洲问题”上启用溥仪。东北是清王室的发祥地，当地的旧王公贵族对溥仪抱有忠诚，便于控制。军部认为，由于幼年退位，没有强大的后台和根基，溥仪是一个易于驾驭的对象。
1931年9月22日，沈阳的枪炮声刚刚平息，板垣征四郎在沈阳参加了关东军的秘密会议，会上炮制出所谓的“满蒙问题解决方案”，提出要以溥仪作为“国家元首”建立“新政权”，“领土”包括东北及蒙古，“国防和外交”由日本帝国掌握。9月30日，板垣还专程派人前往天津与溥仪接触，因为种种原因，未能成功。
这时，说得一口流利中文的土肥原贤二出现在溥仪面前。
土肥原贤二是个长期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阴谋家，他在各路军阀中游走多年，致力于分裂中国的勾当，日本投降后，他作为28名甲级战犯之一，被东京法庭批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