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之后的关键几年中，由于日本采购（及自身建造）的军舰都是最新、最快的，火力也今非昔比。如此，日本舰队在甲午战前已超越北洋水师，而同时期清廷停止购舰之举，无异于挖坑自埋，悔所不及。
清廷海军建设为何会出现“小富即安、目光短浅”的问题？其深层原因在于：决策层（尤以慈禧太后及李鸿章为主）对北洋水师定位失误，这是最为致命而无可挽回的。
按李鸿章的意见，中国海疆可分为三部分：“直隶之大沽、北圹、山海关一带，系京畿门户，是为最要；”“江苏、吴淞至江阴一带，系长江门户，是为次要；”“其余各省海口边境略为布置，即有损失，于大局尚无甚碍。
换言之，北洋水师的主要用途是扼守渤海通路，拱卫京畿重地，其目标是“守海口、保津沽、卫京师”，朝廷安危，才是最重要的考量指标。
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魏源曾提出，“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大体而言，李鸿章的海防格局观还是“固守海口”的保守战略，并没有比魏源进步多少。正如其三个时期的代表言论：
海防初起时，“我之造船，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以守疆土、保和局而已；”北洋水师成军后，“无事时扬威海上，有警仍可收进海口，以守为战；”甲午战争爆发前，其仍认为，“综核海军战备，尚能日异月新，目前限于饷力，未能扩充，但就勃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
反观日本这边，其维新之初即以“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为立国目标，海军发展成为其对外扩张的首要任务。从这一层面上说，日本从一开始就以谋取海外利益为目标，并以中国为“第一假想敌国”。
这种外向型、进攻型的海防战略不仅决定了甲午战争的结局，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日两国的近代国运。由此，日本在海外屡屡制造事端，从琉球到台湾，从朝鲜到甲午战争，无一不来自这一思路。
十九世纪的世界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其主流是以武力开拓市场甚至强占殖民地，清廷昧于世界大势，坐视邻国以侵略性的姿态突然崛起，这无疑是为后来的半个世纪埋下了祸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