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章太炎先生对学生演讲《民国光复》，有一段这样说：“宋案发生，孙、黄欲举岑春煊，岑受梁鼎芬、郑孝胥之愚，议举溥伟（清室宗社党核心分子）为总统，以诱致冯国璋，余力斥之，岑翻然悟，拒梁、郑，梁大骂而去。若余不阻之，虽满清不能兴，然于黄一生功绩将受影响矣。”（马勇编：《章太炎讲演集》，184页;亦收录之于《章太炎学术文化随笔 》等处）这一段意思中，有些地方并不难理解：梁、郑固然为拥戴清室者，而所谓“诱致冯国璋”，大概是因为冯国璋在辛亥时效忠清室，“惟一以平乱为己任”的取态。
此事梗概，今人也有所注意，如郭卫东先生论文中提到岑氏有过趁二次革命倒袁之机，举清宗室溥伟当元首，甚至实现宣统复辟的糊涂议论，朱宗震先生也曾提及此事。此事之具体细节，可合观之于章氏自定年谱，中有云：
宋案之后，黄兴起兵江宁，“自知力不制北，又以江苏人怨之，尝欲以军事属云阶（岑春煊）。云阶语余：‘事若克捷，宜以清宗室为大总统，庶几袁氏旧部不能为变。’余曰：‘君欲复辟耶？’云阶曰：‘非也，宣统帝不可为元首。属之恭亲王，暂主大政，不为子孙万世基。’因说春时冯国璋、张勋皆与谋（复辟），今乘其机以覆袁氏，易为力。余曰：‘项城之罪，在杀宋教仁，非得罪民国也。覆项城而戴清之宗室，名曰总统，实与天子无异。倒行逆施，谁助公者。’云阶曰：‘尝问诸有经验者，皆善是策。’余曰：‘有经验者，非郑孝胥耶。彼有大清之经验，未有民国之经验也。是策行，则南北皆倳刃于君矣。’云阶议始寝。”［《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册，245-246页，亦收录于 《章太炎生平与学术自述》］
又，1928年章太炎为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作序文时说自己对于中华民国开国前后最大的一处贡献就是宋案后，“清故恭亲王潜谋复辟，因缘张勋，与南方人士相闻，同志不深观其利病，欲因势而用之，余力言其非，始已。不然，与宗社党同污，所谓志士者竟安在耶？此犹可以自慊者也”。章氏以此颇为自得：若非自己力阻，革命党中“不肖者”恐将事于复辟，而使自身蒙羞，并留下千古奇谭［《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册，516页］。
此三种史料，其事相近相合，且内中所含机理，也大略相同：第一者云之所以推举溥伟主要是为了“诱致冯国璋”，第二者则谓此举主要是为了动“袁氏旧部”之心，使其“不能为变”，意思就是说一旦反袁成功，中枢空虚，需要以清宗室出长，以使北洋诸将顺服，而此际北洋系中之冯国璋、张勋（均属直系）等人本有复辟之意，正可资为利用，第三者讲的相对更为客观，此事主谋者当为张勋，冯国璋应该涉入较浅。
总之，章太炎三次提及此事，并非随便为之，其意在突出自己不广为外人所知的，在关键时刻拯救民国的行为。
章太炎向岑春煊进言痛批此邀清室成员任为总统之策，固属于高瞻远瞩。此策当然是个极愚蠢的办法，最简单的一点就是冯国璋等北洋系核心骨干不会为了复辟而去反袁，而且孙、黄又怎么可能接受岑春煊夹带私货，去拥护清室的溥伟当民国总统呢？
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种拥立清宗室为总统的见解最初竟也与章太炎有几分关系！辛亥革命时，梁启超派遣盛先觉向章太炎致意，盛向章提出：听说您以前曾有“共和政府成立之后，首立清帝为大总统，后再黜而竟废之之议”，不知您现在还持此见么？章太炎苦笑着回答盛：“昔亦诚有是，然今大势已粗定，清廷万无能为力，且革命党势甚嚣嚣，再作此言必大受辱，吾今亦不敢妄谈矣。”［《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册，211页］
虽然章太炎所述此事似未见之于别种史料，但似乎不是一己凭空捏造，而实与清室复辟之历史正合：早在宋案发生之前，张勋已经与溥伟等人谋划1913年4月间“济南复辟”，为袁世凯侦悉而中途破产。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张勋又暗中联络冯国璋等，企图以“按兵不动”的消极态度，“以要袁氏复辟”，因冯不肯合作而告失败。再后来，张勋遂按袁世凯心意而行事，不敢再流露复辟踪迹，世人皆知“二次革命作，（勋）遂率师南下，破江宁，纵兵大掠，袁嘉其功，授江苏都督”。如此说来，如果梁鼎芬、郑孝胥当时确实有此计诓骗神经大条的岑春煊，使其破产的因素一方面是固然由章太炎对岑春煊剖析大势，分解时局而却之，但另一方面也是由冯国璋不肯与张勋同流合作而导致。
章氏作为“有学问的革命家”，憎恶冯国璋算不上什么新鲜事。1918年一处演讲中章即说：“冯国璋对于民国，何功可言？张勋复辟，冯氏实亦予谋。以功罪论，对于民国，袁则有功有罪，冯则有罪无功。”（《章太炎讲演集》，67页）但是，硬把冯国璋归为清室复辟派恐怕有所不妥，不要说清室复辟冯不会支持，就算是袁帝制自为，“冯在外，段（祺瑞）在内，同以反对帝制闻”（当然，也有的史料说得更干脆，冯、段同声反对袁氏帝制自为的核心理由是两人均以袁之继承人自命）。
民初史事震荡翻覆，如冯氏领导之直系，在民国初元与革命党大是为敌，反而段派的皖系势力却“促清帝退位，以赞成共和号召天下”，但不久之后，护法运动起，冯国璋主张“和平统一”，对南方政府执行慰抚政策，较之段祺瑞所主的“武力统一”论则要平和许多，更使孙中山一度颇有借“冯段不相能已久”，联冯以分化北洋派之想法。再到后来的1920年代，晚年孙中山却又视直系吴佩孚为仇雠，苦斗不休，号召各省共举“讨伐旗帜”。此中翻覆，读史者非穷心尽力，细致考索，实难以察其全踪
